干干净净迎国庆

因而，宗教受到宪法的特殊保障，但却不是唯一的特殊保障。

该规定比照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32条第2款中个别可以不开除党籍的规定。如此规定可能导致党员公职人员因为同一行为、违反同一规定，必须依据两种罚则、受到两种处分的情形发生，应当如何理解其法理依据与合理性？ 二是即便保留此类规定，其后有关国家机关加快制定法律文件，从而规定不涉及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那么也应当明确限定规定的效力位阶，比如限定在规章及以上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而不宜无限扩大至任何层级、任何机关和单位、任何形式的规定。

二是监察机关同相关主体关系的规定。作为政务处分的具体适用情形，有必要准确界定支持的行为内容。（三）稳妥推进草案的研究完善和审议进程 监察法首次提出政务处分的概念，目前，政务处分推行的时间还不长。建议修改为处分决定机关、单位应当函告受处分人所在单位或者主管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5条，遗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被扶养人的，虐待家庭成员，被虐待人要求处理的，才可以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

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从正反两方面对公务员划出红线和豁免情形。其中也存在规范和实践层面的难题： 一是期限指什么期限，是否指影响期？如果不是，那么又指什么期限？如果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没有明确使用各种处分影响期的表述，只在规定留党察看时使用了留党察看期限受留党察看处分期间和留党察看期间的表述。如有学者所言:公信力溶入登记是一个随社会进步的渐进的过程，并非自产生登记伊始就有公信力之存在，公信力并非登记效力的自然延伸，而是立法者基于特定的价值思考，对登记物权表征功能的强化和维系。

借助于《物权法》第10条规定为切入口，作为行政法规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和部门规章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介入了民法法域，对基于债的法律关系所产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进行国家干预。亦即让平等主体间的民事规范，主要地或附带地承担辅助管制政策，在现代立法已经是常见的现象，这类民事规范一方面实现了私法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也借私益实现的诱因，减轻国家管制的执行负担，提高管制效率。[i]本质上，行政法介入民法是国家行政权对平等主体之间私法自治的限制。民法中的意思表示蕴含着私法自治原则，它的法律价值在于对抗国家权力对民事法律活动的过度干预。

不动产登记作为行政事实行为，它的公信力是由《物权法》赋予的。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房屋登记机构的房屋登记行为以及与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等事项相关的行政行为或者相应的不作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在立法政策上，不同于如德国等由法院担当不动产登记机关的制度设计，我国将不动产登记作为一项行政职权授予国家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不动产登记局）。[xxii]在基于债的法律关系而实施的不动产物权交付过程中，行政权的介入具有收缩私法自治范围的功能。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行政诉讼法》（1989）没有规定确认违法判决，对违法的不动产登记行为，法院只能适用撤销判决，由此逐渐成为一个司法惯例。[xxxv]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字第2930号行政裁定书。

根据这一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将房屋登记行为界定为行政行为，并纳入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xv]马栩生:《登记公信力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正如有学者所说，唯当信赖不动产登记的人不会因登记的错误而遭受损失时，不动产登记才能得到市场的信赖，登记记录才会在每一次交易中被利用，登记制度也才能真正起到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承担指导监督全国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

基于现代行政法上的行政行为原理，不动产登记行为宜界定为行政事实行为。我们知道，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法律基础是《物权法》，而《物权法》在性质上归入于私法。

《物权法》赋予作为行政事实行为的不动产登记（登记簿）公信力，旨在促进不动产交易，保护不动产交易安全。[xv]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不动产登记行为的法效果并不产生、变更或者消灭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而是行政机关对申请人与房屋相关的权利加以记载。

[xix]本文认为，以下两个基础可以支持不动产登记行为的公信力: 1.规范基础。所谓意思表示，是指将欲发生法律效果之意思表示于外的行为。该说认为，不动产登记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它的效力内容包括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四个方面。该说强调不动产登记行为性质上具有复合性，即不动产登记行为本身是行政机关作出的一种行政行为，但不动产登记更是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这是不动产登记的民法属性，也是其产生和存在的基本定位。因为一旦作出撤销判决，涉案的标的物在新的申请人申请登记之前将处于‘无主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并不利于善意第三人权利的主张与保护。[xx]吴一鸣:《论美国不动产登记之公信力》，载《交大法学》2014年第1期。

（二）本文观点 上述五种关于不动产登记行为定性的观点，各有偏颇之处，但并非毫无实益。就本文所及的论题而言，不动产交易所产生的影响并非仅限于交易各方之间的利益互惠，在客观上它还会波及其他人的权利状况，乃至影响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性。

该说认为登记本质上应为私法行为。黄松友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

摘要:不动产登记行为性质有行政行为说、行政确认说、行政准法律行为说、公私法复合说和私法行为说。早在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就把不动产登记行为作为行政行为纳入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vi]参见霍振宇:《行政登记与司法审查》，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5页。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机关实施的、可以影响或者改变行政相对人法律状态的单方行为。[xxxiii]当然，也许有人会追问，以撤销判决为代表的纠错制度也存在利益权衡后不予撤销的例外情形，并不会严重影响登记效力的稳定性。与民法不同的是，行政法上意思表示的内容是法定的，且它能使行政决定产生法效力。

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xvii]陈华彬:《物权法研究》（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也就是说，基于保护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的需要，国家有必要把权力之手伸进私法自治的领域，从而影响私法关系的形成、消灭或者决定它是否效力。与制定法不合的司法惯例，理所当然应当废弃，最高法院已经有了这样的判例。

基于上述行政法学理框架，结合制定法的相关规定与司法实务，本文认为，不动产登记行为应当是行政事实行为，理由是: 1.不动产登记行为是国家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不动产登记局）作出的行政行为。[ix]参见 [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

4.不动产登记行为争议是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程序解决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政府作用的发挥与民事权利的自由行使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xxii]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9页。一方面它体现了管制兼及交易安全登记功能，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立法政策赋予不动产登记（登记簿）公信力，形成了公、私混合法的现象。

建立健全全国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管理登记资料。但是，在现代社会，尽管私法自治仍然是民法的一条基本原则，但它已经不能完全确保市场主体能够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

[xxix]参见贺荣主编:《物权法与行政诉讼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归纳言之，大概有以下几种学说:（1）行政行为说。

也就是说，私法自治不是一个绝对自由的王国，在公共利益或者其他私人利益面前，私法自治的边界正在变小。在行政事实行为这一概念之下，学理上又可以分为:（1）以实力实施的行为事实行为，如强制执行、约束人身等。